10月27日，南京发生了一起因野猪侵入列车线路而导致的严重事故，一头野猪侵入列车线次列车相撞，引发设备故障停车，D5515次随车机械师下车排查处置故障过程中，被邻线限速通过的列车碰撞，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。

　　近年来，野猪入侵对我国城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，但主要是在农村地区，野猪进村觅食，对庄稼作物吃干抹尽，去时还不忘拱土，加深对于土壤结构的破坏。

　　2020年，惠东县古田自然保护区周边的村庄频繁遭受野猪侵袭，村民种植的香蕉田在野猪的啃食下几乎全军覆没，地里只剩下枯黄的香蕉叶和被拱翻的土坑。野猪不仅破坏了香蕉田，还对蔬菜和稻田造成了严重损害。据村民反应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多年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计。

　　无独有偶，2021年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多个乡镇的农田遭受野猪侵扰，玉米、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受损严重。由于野猪常常在夜间成群结队地进入农田，迫使村民甚至不得不在田间搭建临时住所，全天候看护农作物，耗费大量时间精力，影响农业生产。

　　同样的事情，在福建、湖北、四川等多个省份都有发生。根据统计，全国如今有26个省份都遭受着野猪泛滥的影响。

　　但因为城市相较于农村，人口密度更高，基础设施更为复杂精密，同时城市人口因为常年远离大自然，面对野猪时会更加生疏无措，更易陷入恐慌。因而野猪对于城市的袭扰，更令人担忧。

　　作为全国最受野猪青睐的南京市，由于其山林茂密、水源充足的丘陵地形，为野猪提供了天然的生活场所。光是2024年10月，南京地区就发生过几起野猪袭人事件。

　　2024年10月17日，游客袁女士在南京紫金山游玩时，一只野猪突然从距离她们约2米的地方飞奔过来，袁女士反应迅速侧身躲避，但仍被撞伤胳膊。

　　2024年10月27日，一头野猪闯入南京一家四星级酒店的大堂，它在酒店内乱窜，引起人员恐慌。

　　与此次撞击列车事件同样后果严重的，还有2023年12月8日发生在南京江北新区天润城十街区小区的野猪撞人事件，肇事野猪先后闯入多个小区，连伤三人，不可谓不嚣张。

　　首先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，使得森林覆盖率提高，植被恢复，这为野猪提供了更多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。

　　其次，在食物链内部，其天敌如老虎、豹、熊等大型肉食动物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弱，数量锐减，甚至在一些地区灭绝。这使得野猪缺少了自然的天敌控制，种群数量得以迅速增长。

　　同时，野猪过去一直被列为国家“三有”（有益的、有重要经济价值、有科学研究价值）保护动物，禁止随意捕杀。

　　野猪能够适应多种生态环境，包括森林、山地、草原、湿地和农田等。它们不仅能在温带和热带地区生存，还能在海拔高达4000米的高原地区找到踪迹。

　　同时，野猪是典型的杂食性动物，食物种类多样。它们可以吃植物的根茎、果实、叶子，也能捕食小型动物、昆虫和鸟类的蛋。这种不挑食的习惯使它们能够在不同环境中找到足够的食物。

　　再者，野猪能够适应不同的气候条件，从炎热的热带地区到寒冷的高山地带都能生存。它们的身体结构和行为习惯，使它们能够应对极端温度变化。

　　最后，野猪通常在10到20个月龄时达到性成熟，一年可以繁殖两次，单次产崽高达十数只。此种超强的繁殖能力保障了族群的延续，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，能够迅速地扩大族群规模。

　　民间有言：一猪二熊三老虎。野猪的战斗力凌驾于老虎与熊之上，可谓是妥妥的版本T0。

　　皮糙肉厚，性情凶悍，适应力极其，善于集群作战。即便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庇护，野猪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存在。

　　其实也不然，针对野猪的斗争一直在持续，比如农村地区就会广设防护网和围栏，挖壕沟，抑或是用“稻草人”、声音或气味驱赶的方式阻挡野猪入侵。

　　此外，一些地区为了避免野猪袭扰，主动改变了种植结构，少种野猪喜爱的食物，多种如土豆、小麦这种野猪不太感冒的作物。

　　同时，随着野猪被移除野生动物保护名单，各地高价悬赏捕猎野猪，也使得犬猎这一控制野猪生态平衡的方式逐渐兴起。

　　一个专业的犬猎队伍，通常配置5人左右的猎人队伍，10只左右的猎犬，其中猎犬分为侦查犬（头狗）以及坦克与输出一体的战斗狗（重托）。狩猎一旦开始，头狗锁定猎物位置，形成包围圈，而重托犬披甲上阵，与野猪展开殊死搏斗。

　　并且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，为了更精确地锁定野猪的位置，猎人们甚至用上了热成像无人机。

　　宁夏西吉县在犬猎野猪方面打出了有效的样板，其中由吴志强率领的西北刀客队是国内顶尖的狩猎队伍，成立五年来累计捕杀5000只野猪。

　　此外，引入野猪的天敌对其族群数量抑制，这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。比如云南当地的豺，就很好地抑制了野猪的泛滥。

　　对于物理防护，野猪可以日拱一卒，这就使得当地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精力来维护防护设施。

　　而久经沙场的野猪会彻底免疫掉声光气味的干扰，对于稻草人这种假摆设更是会视若无物。

　　首先它非常辛苦，因为大多数狩猎活动需要在夜间展开，狩猎团队必须与野猪展开持续的夜战。而且野猪十分灵活，善于奔跑与利用地形掩护，因此十分难缠。

　　中国的农村地貌不同于北美，别人可以坐在直升机上，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用加特林轻松追猎野猪。国内的山地密林常常令无人机都折戟沉沙，更遑论轻松平推。

　　其次，狩猎用的猎犬培养成本极高，单犬价值上万，精英犬更是接近十万。这种猎犬培养起来不容易，一旦在与野猪的搏斗中夭折，对于团队来将是巨大的损失。

　　就以宁夏西吉县定下的300头野猪的指标来看，单靠西北刀客队这样的孤狼佼佼者，那是难以完成的。就当下来看，顶尖的狩猎队伍永远都是奢侈品，而在粗犷繁殖的野猪面前，它更是杯水车薪。

　　特别是当前对于猎杀野猪的悬赏金额相对较低（2600元/一头），收益难以覆盖狩猎队运营成本，这将可能大大降低民间狩猎队参与其中的积极性。

　　出于维护生态环境平衡的考虑，对于野猪狩猎的数量也需要严格且科学的控制，这种动态平衡的阈值往往很难精确把握，这也加大了人与野猪斗争的难度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野猪泛滥在当下注定是一个治标难治本的事情。但并不代我们就要对这个问题躺平。

　　首先，整体来看，野猪泛滥的根源仍然在城市之外，是自然环境下的生态平衡出现问题的结果。

　　而针对与自然接壤的县域、村域，可以通过持续的控制手段（引入天敌、定期围猎）来将其族群密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。

　　一些县域乡镇甚至可以发展围猎野猪的相关产业，搞狩猎文化，狩猎比赛，狩猎展，结合直播等网络工具，在磨炼狩猎团队能力的同时，又能带动当地经济。

　　此外，对于受袭扰的农村地区来说，老百姓最担心的是自己粮食作物的损失。为此，应该加大推广相关保障，引入与野生动物破坏相关的险种。

　　而生态走廊则是连接城市周边的自然保护区，相当于给野猪修了一条天然的驰道，帮助野猪在不同栖息地之间移动，使其移动路径不与城市产生交集。

　　针对城市区域，可以建立野生动物防护系统，通过无人机监测，GPS定位，掌握城市周边主要野猪集群的动向，对其可能的侵袭做出预判。

　　上述方法在我国诸如深圳等城市已有实际案例。而在海外，如德国柏林这样的城市也有相关的实践经验。

　　我在德国的时候就时常被当地人分享“野猪肉”，这也许正是其野猪防治工作的“副产物”。

　　此外，加强市民对于野生动物防范的教育也尤为重要，特别是面对野猪，如“野猪面前装死没用”的基本知识应该得到普及，这样有助于市民在遭遇野猪时能够进行应急处理。

　　相信在现代科技和治理理念的加持下，对于野猪的防控能够得到循序渐进的推进。